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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的文化精神
     2007年,陈祖德九段在演讲“围棋与东方智慧”时曾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围棋这样充分体现出中国的特色、思想、文化内涵。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我想如果中国没有这些发明,世界其他国家可能早晚也把它们发明出来。但是,如果中国不发明围棋,那世界上就永远不会有围棋,因为围棋体现了太多中国的思想和智慧。”
     南朝《述异记》有载,晋樵夫王质入石室山,观二童子下棋,不觉斧柯烂矣。“质归故里,已及百岁,无复当时之人”。烂柯的传说,历来为棋人所乐道,古人有很多关于烂柯的诗句,传颂着其中的文化精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中包涵着许多与中国文化内涵相通的地方。
  围棋在东晋被称为“坐隐”、“手谈”,道出了围棋所蕴涵的文化底蕴;至北宋,宋徽宗有言,“忘忧清乐在枰棋”,围棋于是又被称为“忘忧”;烂柯传说流传,围棋则多了“烂柯”之名。看看烂柯的故事,从中可以细品出坐隐、手谈、忘忧、烂柯。这四个词,正是围棋文化和中国文化精神暗合的地方。二童子本为仙人,而中国的隐士高人常常向往化为仙人;对局间,只有棋子纠葛,而无人事纠纷,是故坐隐。童子坐弈不语,全凭棋局中黑白相交,是谓手谈。世间苦乐全在棋局之外,童子不晓,王质不觉,所以忘忧。一局未竞,世易时移,斧柯烂矣,世间千回百转,竟然不如一局棋的时间长,故言烂柯。
  实际上坐隐、手谈、忘忧、烂柯所用的典故均是两晋时期的言谈作品。坐隐、手谈出自《世说新语·巧艺第二十一》,忘忧出自《晋书·祖逖传》,烂柯出自晋人的《志林》。这从侧面说明,围棋在那个时期已经登堂入室,在理论上、地位上均有质的提高,并在那些名门高士中广为流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大行其道,道教开始创立,佛教逐渐兴盛,这不能说是巧合。在这一哲学背景的影响下,围棋、围棋的别名、围棋的传说、围棋的故事的发生发展,正是这些思想文化表现的产物,并与玄学,也就是道家的关系极其密切。后续两千年间,围棋以此为发端,在三者的影响下,一直传延并发扬着其文化精神。
仙家修真和禅宗顿悟
  比如围棋被称为坐隐,正是道家所崇尚隐者风范。道家的代表人物杨朱,逃离人世,遁迹山林,正是一位隐者。玄学包含着道家“道可道,非常道”的精神,实际上就是道不可道,只可暗示。不闻之闻,不见之见,不言之言,这就是道家哲学的表现方式。他们不给你精密的论证,严谨的推理,只给你比喻、隐语,让你自己去悟。就像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实际上他忘言了吗?当然没有,因为真意自在心中,无需言出。这就是魏晋的名士风度,不言自言。围棋,在魏晋名士的心目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游戏了,而是一种哲学活动、悟道活动,对弈折射出他们的生命哲学,也表现着他们形而上学的苦涩悲凉的思索。围棋黑白二子象征日月阴阳昼夜,圆形棋子象征天象苍穹,棋盘四角可比地象四方;棋局搏杀,沧海桑田;棋盘胜负,世事纷争;诸如此类种种,皆可拟世事,引人去悟道,去品世。
  道教讲修道成仙,围棋因棋枰之上充满仙机,而被目为仙家之物。围棋和神仙的关系密切,围棋的传说中便有许多仙人棋手的故事,比如前面说的烂柯,唐朝王积薪蜀中遇神仙婆媳,八仙之中的何仙姑、吕洞宾擅棋,武当张真人和骊山老母的棋事,等等。而这一切,正显示了围棋和道教的影响密不可分。不仅神仙擅棋,道士们修道也要借助围棋,传说全真教的马钰就是从棋枰对局中悟出了抱守持一的仙道修真要旨。
  佛家讲顿悟,围棋讲感觉,棋理佛理相通,围棋于是成为佛门弟子的爱好。手谈二字,就是高僧支道林命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也是此道高手,下棋讲究美感,是个求道派,与人下棋,“拾敌死子,空处如龙凤形”,这堪与日本现代“美学棋士”大竹英雄相媲美了。(事见于《酉阳杂编》)棋理禅理相通,境界达到高妙之时,二者是互通的。崇佛的梁武帝,号称中国的围棋皇帝,棋至逸品。黑白世界犬牙交错,变化莫测,生中有死,死中有生,正是佛门弟子堪破生死的好借助。明朝的中峰和尚有谒,“俗谛是黑子,真谛是白子,十八界内,夺用争先。平地起是非,终难逃生死,纵教看得眼睛穿,翻转棋盘都不是。”(明《太平清话》)
文人的闲情和雅趣
  儒家则把围棋看成是小艺。《论语·阳货》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你要是实在没事干,还不如去玩玩六搏、围棋,也比无所事事强。宋儒们的解释就是“圣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无所用心之不可尔。”孟子更是把“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当作是不孝之一。也就是说,在儒家眼里,围棋,就是奇技淫巧一类的玩意,不值得提倡。儒家所谈的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不包括弈。
  然而,围棋却传说是由尧造出来的,史称“尧造围棋,丹朱善之。”尧,那是什么人?儒家所称颂的圣人啊,圣人怎么会搞这些奇技淫巧一类的玩意呢?于是有儒者很不平,出来辟谣,唐朝的著名文人皮日休就说,围棋有害诈争伪之道,应该是战国纵横家们搞的,尧那那样有仁义礼信智的圣人,怎么能搞这些玩意?汉朝的儒生贾谊则抨击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南朝的《颜氏家训》说起围棋,也说“不可常也”。进入北宋时期,儒者大多不像前人那么严肃,对待围棋就温和了许多,比如那个一本正经的拗相公王安石,“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谓人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这就是将围棋当作一种适情游戏了。这里所表达的态度就是,只要不为其所惑,玩玩无所谓。
  苏轼有云,“胜固欣然,败亦可喜”,道出了围棋的奥妙所在。围棋,从文化角度而言,不是让人去争胜负的,而是去取势,去求常,去悟道。当然,苏轼是一位集儒释道三家大成的高人,他的言论很难说就代表某一家,这里却正是反映了宋代儒释道三家的合流,各种思想相互融合,相互借鉴。一些儒者不但能接受围棋,而且喜爱围棋。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儒者对围棋的看法已经从雕虫小技到大道之理的表现了呢?不能。
  杜甫、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黄庭坚、陆九渊、陆游、戴名世等文人儒者对围棋也是喜爱有加,在他们的诗作中,常常能看到对围棋称颂的辞章。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老范有诗“一子贵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入于神,变化胡能拟?”范仲淹的围棋素养是很深的,曾说要著棋史。一个把围棋当作无可无不可的人,是不可能说这样话的。但是,这依然不能说儒家对围棋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欧阳修所谓“六一居士”中,谈到的有棋一局,也是在讲闲适之时的琴棋书画诗酒花,根本就不是儒家所谓经世致用的言辞。
  围棋是文人雅士的玩物,虽然包含了天地机理,但是儒者依然以闲情待之。虽说是闲情,但是由于围棋表现了文人雅士的风范,故而儒者也喜欢。围棋,在文人的意象中,是和云雨、疏帘、烂柯、青山、绿水、红袖、鸟语、书画、琴箫等等连成一体,构成中国古代文人的水墨图,而不是流于贩夫走卒之徒,构成市井图。围棋是雅士的玩物,文人们借此来表现超凡脱俗。这,应当是儒者喜欢围棋的原因之一了。
天圆地方在其中
  综上,围棋文化所表现的精神内涵,应当说主要是道家精神,其间有和禅理相通之处,这就是与中国文化暗合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就此定论,因为对弈时中所表现出来的杀伐战阵,起起伏伏,是不能忽略的。古人仿效《孙子十三篇》,编出了《棋经十三篇》,其中的奇、正之论等皆包含了兵家的思想,甚至有很多言论可以算作是《易经》的注脚。中国历史上的围棋皇帝梁武帝的《围棋赋》中,有“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徘徊鹤翔,差池燕起。”这分明是兵家行军布阵了。政治家、军事家唐太宗李世民也有几首围棋诗,其中一首为:“治兵期制胜,裂地不要勋。半死围中断,全生节外分。雁行非假翼,阵气本无云。玩此孙吴意,怡神静俗氛。”这里的围棋,也许不仅仅是围棋了,那是李世民征战多年军事经验的总结,甚至包含着政治理念。围棋中也包含着做人的道理,《棋经》有言,“持重而廉者多得,轻易而贪者多丧,不争而自保者多胜,务杀而不顾者多败。”这哪里是在下棋,分明是教做人。清朝的尤侗也有一句,“试观一十九行,胜读二十四史。”另外,《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等中国古典小说中,更是常常能看到围棋的影子。
  说了这么多,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是,围棋这种小小的博弈游戏,已经被众多喜爱它的人,依照各自的人生观、世界观赋予了各种意义,它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世界的方方面面,到处都有围棋的影子,到处都有参悟的玄机。烂柯之中,未尝不蕴涵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人生如棋,有进有退;棋如人生,胜负寻常。闲敲棋子中,一局千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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